从这么多年来废报纸的平稳价格来推测，这来自安徽农村的父子两代人赖以为生的收入应当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小区及周围的商品房价格已经上涨了5倍以上。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在于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并有效限制市场经济负面效应，从而实现市场经济的帕累托改进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效用最大化。切实把中组部实施的用制度管干部和扩大领导干部选任的民主参与、监督、问责落到实处，加强对区县党委主要领导、国有企业、高校、重点领域和部门主要领导的选任、监管。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用民主和法制切割执政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复杂联系，保证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只有在垄断的情形下才会发生。经过近2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成功，被世人称为中国奇迹。第四，大力倡导和推进企业的经营权革命。

加大政府对分配不公、民权供给的制度规范和政策调整力度。市场经济使人格逐渐原子化、物化和货币化，倾向于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交换关系;市场经济排斥人文情感和一切利他主义的、道德的、宗教的人文情怀，把人类群生的一切美好的感人悲歌统统关进只能是灵魂生存的超现实的世界里面。然后，我们还要看第三个十年，要能够维持5%—6%的增长，那么，中国就实现了50年的快速增长。

当然，实际上这两者都没有发生。不过，以我当时有限的识见就能明白，易纲不易。从1994年到1996年，人民币是双向浮动的，升值了约5%，美元兑人民币从大约8.71元，到了8.28元。那年，他37岁，年前刚放弃美国印地安纳大学终身教职回国，和毅夫一起发起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刚才多谈的国内影响，你说，应当怎么评价汇率改革在外部失衡中的作用呢？ 易纲：国外的学者是从他们的框架来分析的，认为汇率对再平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理论上说，可兑换货币应当是浮动汇率的货币。

最好的情形，就是汇率很接近均衡点，利率也是很接近均衡点。第二点，环境的约束已经到了空前紧张的时候了。当然，美国的房地产和就业情况不好，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另外，中国有这么多公民出国旅游，送孩子留学，这些人都受益了。

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些资产用美元来标价，相当于赚出至少十艘航空母舰。你怎么看待它们的修复能力？易纲：他们的修复能力是很强的，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美国和欧洲。中国是1996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的。以前，投资者对美国的问题估计不足，现在又似乎把美国看得太空了。

这说明现在人民币汇率其实离均衡水平，比十年以前已经近了很多。就是这个易纲，他拿到了又放弃了，回国再开始，何等的决断和志向。

所以，现在，我们不具备汇率大幅波动的基础，有条件保持灵活的汇率机制，也可以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年均GDP增长率在9.5％以上，新世纪的头十年，我国增长率已经超过10%了。

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过，一般的国家，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间，平均用时大概是7年到10年左右。第二，已经成立了商业行为委员会(Business Behavior Committee)，通过调查和反思，最终提出改变高盛商业行为的具体措施。在决定投资某个币种后，接下来就要决定在这个币种上，是买债券，还是买其他资产，就是说，在资产上也要分散化。经济基数越来越大，增长率肯定应该逐步慢下来，这是第一点。在谈到与美国证监会的官司时，他也说，尽管这个个案有政治因素，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有错。地下水、空气、碳排放，等等。

通常，可兑换的货币，其汇率是自由浮动的。然后，这次欧洲债务危机表明，老欧洲也不值得唱多。

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的预测大多也认为，2010年是复苏之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是15年了，这已经长于国际上的平均值了。

让我们只算其中一部分。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机制。

胡舒立：那为什么要选择现在这个时机来恢复汇率的弹性呢？主要是由于这个时段风险比较小，还是认为外部压力变得更大呢？易纲：中国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基于国内的考虑，自主做出了决定。对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建立，欧洲人也做出了很多贡献。有些观察家认为，这个不市场化了，那个改革滞后了，但是，从1994年到现在，中国维持了高增长，而且自1994年那轮通货膨胀以后，没有出现过太高的通货膨胀。日元和德国马克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升值，并没有导致日本和德国的顺差马上消失。

我想请教，利率杠杆和汇率杠杆能互相替代吗？ 易纲：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汇率是一种货币相对其他货币的比价。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法案是比较正面的，为什么呢？迅速地出台这个法案，比悬而不决好得多。

不过，他还是平静、平和、平常，学者易纲。理想状态是汇率和利率各司其职，因为它们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有两个渠道可使实际有效汇率发生变化。想想看，这些年房价涨了多少？ 胡舒立：现在，经过几轮汇改，人民币升值预期是不是已经减弱了？还需要继续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调吗？易纲：应当说压力已经减弱了很多，十年来，北京、上海的房价涨了多少？一般物价上涨了多少？这些涨价其实都是对不均衡的调整。

一个规模小并且完全开放的经济体才能实施这种制度。升值多一点，通货膨胀就可以少一点。当然，在美国监管改革法案通过后，美国人走在了前头。币种上，就是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新兴国家货币等，都要有分散化投资。

但是，应该说，宏观政策总体上还是非常成功的。胡舒立：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欧洲、美国做了一些调整、修复。

因为首先，我们没有亏，什么时候才亏呢？只有把外汇从美元换成人民币的时候才会亏，但我们并没有换，所以称不上亏。第二个十年，如果平均增长率在7%—8%的话，我觉得就是很高的增长率，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维持住这样一个增长率。

他说，高盛准备彻底调整其策略。胡舒立：现在，各方对中国经济的增速都很关注。